生物質發電兼具經濟、生態與社會等綜合效益，目前已進入穩定發展階段。盡管行業仍面臨一些問題，業內普遍認為，只要在政策、資金及技術方面給予適當扶持，生物質發電前景廣闊。

生物質能直接或間接來自植物的光合作用，一般取材于農林資源、生活污水與工業有機廢水、城市有機固體廢物及畜禽糞便等，具有環境友好、來源廣泛、儲量豐富、可再生及可儲存等特點。生物質能可以通過物理轉換(固體成型燃料)、化學轉換(直接燃燒、氣化、液化)、生物轉換(如發酵轉換成甲烷)等形式轉化為不同燃料類型，滿足各種形式的能源需求。

隨著能源危機與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世界各國積極投入對新型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提高非化石能源利用比重也是當前有效緩解我國資源環境約束和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路徑。我國計劃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2030年這一比例繼續提高至30%。這意味著需盡快打破以煤為主體的一次能源消費結構格局，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是最現實的出路。隨著技術進步及產業化應用不斷突破，生物質能作為世界第四大能源，正以其優越性，已成為各國關注的熱門之一。其中，生物質直燃發電是生物質能規模化利用的重要形式，與風電、光伏發電等都屬于我國戰略新興產業。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心任東明主任：開發利用生物質能已成為我國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是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領域，也是促進我國農村發展的重要途徑。“十二五”期間，我國生物質能產業規模不斷擴大，部分領域已初步實現產業化，在替代化石能源、促進環境保護、帶動農民增收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出身：兼具環境效益與社會效益

首先，生物質發電有利于節能減排。秸稈焚燒是近年來造成北方地區大范圍霧霾的主要原因之一。隨著我國農村農作物產量的大幅提升，秸稈的處理成為一大難題，大規模焚燒秸稈屢禁不止。生物質發電具備碳中和效應，且比化石能源的硫、氮等含量低，通過集中燃燒并裝備除塵及脫硫脫銷等設備，有助于降低排放，促進大氣污染防治。據測算，運營一臺2.5萬千瓦的生物質發電機組，與同類型火電機組相比，每年可節約標煤11萬噸，減排二氧化碳22萬噸。

其次，生物質發電有助于調整能源消費結構。生物質能作為可再生能源，來源廣泛、儲量豐富，可再生且可存儲。生物質發電原理與火電相似，電能穩定、質量高，對于電網而言更為友好;與同樣穩定的水電相比，生物質發電的全年發電小時數為7000-8000小時，水電則只有4000-5000小時，而風電、光伏發電則更低。發展生物質發電是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傳統能源的有效途徑之一，對于替代化石能源、增加能源供應、調整能源結構，以及構建穩定、經濟、清潔、安全的能源供應體系，保障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最后，生物質發電亦可助力精準扶貧。生物質發電具有產業鏈長、帶動力強等特點，是農業、工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的重要載體，是產業精準扶貧的利器。裝機規模為2.5萬千瓦的生物發電項目年消耗生物質約20萬噸，如按每噸秸稈200元的收購價測算，將帶動所在地區農戶年增收入4000多萬元。秸稈燃燒后的灰渣全部無償返還給農民作肥料，降低農民耕種成本。同時，圍繞秸稈的收購、存儲、運輸等產業鏈條，可為當地農村提供1000個就業機會。

現狀：正步入發展的成熟期

生物質發電起源于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1990年以來在歐美許多國家發展迅速。生物質發電一般分為直燃發電、混燃發電、氣化發電、沼氣發電及垃圾發電等。

從無到有，不斷壯大

我國的生物質發電起步較晚。2003年以來，國家先后批準了個秸稈發電示范項目。2005年以前，以農林廢棄物為原料的規模化并網發電項目在我國幾乎是空白。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實施以后，生物質發電優惠上網電價等有關配套政策相繼出臺，有力促進了我國的生物質發電行業的快速壯大。2006-2013年，我國生物質及垃圾發電裝機容量逐年增加，由2006年的4.8GW增加至2012年的9.8GW，年均復合增長率達9.33%，步入快速發展期。

截至2015年底，我國生物質發電并網裝機總容量為1031萬千瓦，其中，農林生物質直燃發電并網裝機容量約530萬千瓦，垃圾焚燒發電并網裝機容量約為468萬千瓦，兩者占比在97%以上，還有少量沼氣發電、污泥發電和生物質氣化發電項目。我國的生物發電總裝機容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

在裝機規模快速增長的同時，覆蓋范圍也逐步擴大。截至2014年底，全國(不含港澳臺地區)已經有29個省(市、區)建設了生物質能發電項目。分區域看，生物質發電裝機主要集中在華東地區，2014年并網容量達296.69萬千瓦，累計市場份額為31.31%，居全國首位。其次是華北地區和華中地區，分別為248.23萬千瓦和185.4萬千瓦。分省份看，山東省和江蘇省生物質發電累計核準容量分別居全國前兩位，分別為168.07萬千瓦和139.5萬千瓦，占全國累計核準容量的11.81%和9.8%。其次是湖北省、浙江省、黑龍江省、吉林省，上述六省累計核準容量占全國總核準容量的46.94%。在建容量上，江蘇、吉林、湖南三省最高，分別為43.5、41.79和38.6萬千瓦。

圖片來源：《中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報告2015》

行業日趨成熟

“我國生物質發電重點企業已在技術、成本方面取得明顯優勢，投產的生物質發電項目的盈利能力已經得到初步驗證”。任東明主任這樣看待生物質發電產業的發展現狀。

自2010年起，我國的生物質發電項目的數量一直快速上升。由于領先的公司積極擴張，市場集中程度亦逐漸提升。當前，行業領頭羊是凱迪生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國能能源有限公司，兩者裝機容量合計超過總裝機容量的三分之一;同時，存在大量規模較小的市場參與者，以及一批新的行業進入者。其中，凱迪主要雄據華南地區，而國能能源則主要布局在華北地區。而從事環保和廚衛行業的長青集團作為新晉黑馬，更是從2015年9月起在5個月內，跨界投資了6個生物質發電項目。

數據來源：《中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報告2015》

以凱迪生態清潔能源為例，其通過優化商業布局、完善運營模式和促進技術創新“穩打方向盤”，蓄積了能量，扎根站穩了生物質直燃發電領域，2015年成功上市便是明證。在行業諸多企業陷入經營困境時，凱迪走出了一條不一樣的成功路，已成為目前全國范圍內規模最大、布局最廣的生物質發電企業。目前，該企業擁有35家生物質電站，核準容量達212.6萬千瓦，并網容量達到101.7萬千瓦。未來，這一規模將會擴大到111家。同時，該企業建立的燃料收集網絡基本保證了燃料供應的數量和質量，破解了原料供應不足的難題，并正在積極布局林業產業資源。

當前，生物質發電行業當前正在步入一個由無序發展到有序發展、由爆發式增長到穩健型增長、由提速期向成熟期過渡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無序的市場逐步被梳理，有序的市場逐步被建立，行業規則將日益完善，正在為今后行業的大發展蓄積正能量。

機遇與挑戰并存

由于我國生物質發電的技術及設備比較落后，能源轉化效率相對較低，生物質資源優勢特點尚未充分挖掘，總體來看，該產業仍未完全步入發展的成熟期。特別是近年來，生物質直燃發電行業的擴張步伐有所放緩，出現了部分企業因經營業績不佳而逃離的情況。2014年，龍源電力、大唐、華能國電、京能等發電集團陸續出售旗下生物質發電資產。一時間，媒體報道中常用“碰壁”、“尷尬”、“跳閘”等形容生物質發電行業，生物質發電產業成了燙手山芋。同時，虧損似乎也一直籠罩著一些生物質發電企業。

在中國科學院廣州能源所馬隆龍所長看來，這是行業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和競爭的激烈，競爭帶來的結果就是一些發電廠的效益下降，不能滿負荷的發電，這種情況下，行業規模的擴張勢必有一個放緩的過程”。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是任何一個行業走向成熟必經的階段，在行業競爭由無序進入正軌的轉型期和成熟期時，正是一個大浪淘沙、優勝劣汰的過程。

全球企業增長咨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Frost&Sullivan)，基于對我國的跟蹤研究，結合資源稟賦、形勢發展及技術進步等因素，對我國生物質發電市場仍然很樂觀：

來源：能源研究所•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

前景：大勢所趨，潛力巨大

潛力空間仍然巨大

據統計，地球每年經光合作用產生的生物質約1700億噸，其中蘊含的能量相當于全世界能源消耗總量的10-20倍，但目前的利用率僅為3%左右，開發和利用前景十分廣闊。我國作為農林業大國，每年有約9億噸秸稈、0.8億噸林業剩余物、30億噸畜禽養殖糞便、1.5億噸生活和有機垃圾，以及10幾億噸農產品加工的廢水廢渣，生物質資源極其豐富。根據中國工程院《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我國含太陽能的清潔能源開采資源量為21.48億噸標煤，其中生物質占到54.5%，是水電的2倍和風電的3.5倍。隨著農業、林業的快速發展，特別是我國正在有計劃地研究開發各種速生能源作物和能源植物，生物質能資源的種類和產量將會越來越大(圖4)。

數據來源：張鐵柱.我國生物質發電行業現狀及前景分析[J].中國新能源,2011(3):50-52.

除了增量帶來的潛力空間，現有生物質能資源保有量仍具有較大發掘空間。《生物質能發展“十二五”規劃》顯示，中國可作為能源利用的生物質資源總量每年約4.6億噸標煤，目前已利用量約2200萬噸標煤，利用率不足5%。據《中國統計年鑒2014》，我國農作物秸稈理論資源量約為8.7億噸，約折合4.4億噸標準煤，但其中被用于工業原料的僅為3%，有15%的用于露地焚燒，被一燒了之。2015年，我國可再生能源消費量超過4.4億噸標準煤，生物質能占比不到1/10。但在歐洲，生物質能是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分支，比重已高達60%。

數據來源：《中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報告2015》

激勵與約束的政策“雙向發力”

早在200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就明確規定，生物質發電項目的上網電價在各省脫硫燃煤機組標桿電價基礎上，享受0.25元/千瓦時的國家財政補貼，此外，生物質發電還可享受收入減計10%所得稅的優惠。此后的2010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將農林生物質發電項目上網電價統一上調至0.75元/千瓦時(含稅)，補貼力度進一步加大。我國“十三五”規劃也明確指出，要加快發展生物質能、地熱能，積極開發沿海潮汐能資源，完善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發電扶持政策。

除了激勵性政策的“保駕護航”，國家還將出臺相關約束性政策進一步激發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活力。近期，國家能源局下發《關于建立燃煤火電機組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配額考核制度有關要求的通知》，擬對燃煤火電機組強制實行非水可再生能源的配額考核機制，2020年國內所有火電企業所承擔的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配額需占火電發電量的15%以上。對于沒完成配額要求的燃煤發電企業，責令其在規定期限內完成配額要求，預期內仍未完成的，取消該發電企業的發電業務許可證。

“這個政策事實上就是強制推動能源結構調整，激活前期投入建設但運行效果不好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對盤活相關資產將起到重要促進作用。”廣東省技術經濟研究發展中心能源所陳子教所長認為該政策對生物質發電是個重大利好。

事實上，截止到2015年底，我國非水可再生能源產出僅占火電發電量的7%左右，可再生能源電量比例最高的為國電，約占6.2%，最低的為華電，僅為2.5%，均與國家預期的15%有較大的差距。可以預期，可再生能源配額制將解決“誰來買，誰來用”的問題，給包括生物質能、風電、光伏帶來巨大的和可靠的市場。

“十三五”期間，我國生物質發電的相關政策將進一步明晰，生物質熱電聯產項目將會有大的發展。預計到2020年底，生物質發電裝機將達1500萬千瓦以上”，任東明主任對生物質發電的市場前景充滿信心。

放眼全球：勢頭正勁

從全球范圍來看，生物質發電仍然處于快速發展的階段，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據前瞻產業研究院數據，2013年，全球生物質及垃圾發電新增裝機量5.5GW，累計裝機規模達到76.4GW。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生物質發電已形成非常成熟的產業，成為一些國家重要的發電和供熱方式，美國能源部預測，到2025年前，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質發電將占主導地位。包括丹麥、美國和日本等在內的發達國家在探索發展生物質發電的道路上做出了諸多有益探索。

綠色童話的丹麥

秸稈發電產業是丹麥踐行綠色發展、打造綠色童話王國的成功典范，其具有顯著先進性的秸稈發電技術已經被聯合國列為重點推廣項目。目前，在可再生能源領域，丹麥是公認的生物質能利用的強國。

1988年丹麥建成世界上第一座秸稈生物燃燒發電廠，如今國土面積只有山東省面積1/4的丹麥，已建成了15座大型生物質直燃發電廠。秸稈發電等可再生能源占到丹麥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24%以上。其中，生物質直燃發電年消耗農林廢棄物約150萬噸，提供全國5%的電力供應。在保持GDP穩步增長的前提下，丹麥的石油消費量比上世紀70年代大幅下降了50%，成功擺脫對石油進口的嚴重依賴。

丹麥通過立法要求電力市場向可再生能源電力開放，規定當地電網公司有義務為可再生能源項目提供電網連接。在金融稅收方面，可再生能源項目最高可以得到30%的初始投資補貼，生物質電力還可以享受二氧化碳稅收返還的優惠。此外，丹麥對生物質發電的上網電價進行充分保護，生物質發電的上網電價為4.1歐分/度，并給予10年的保證期。

法治先行的美國

美國生物質發電技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在工業生產中得到了大量利用，生物質發電量已被視為該國現存配電系統的基本發電量。

1991年美國能源部提出生物質發電計劃，旨在提高生物質的轉化效率，降低發電成本，改善環境，創造就業機會，提高能源安全。2002年通過的《美國農業法令》，鼓勵聯邦政府通過采購、直接投入資金和對可再生能源項目給予貸款等方式支持生物質能企業發展;此后還頒布了一系列法案，如2004年的《美國就業機會創造法》、2005年的《國家能源政策法》、2007年的《能源獨立與安全法》、2008年的《農業新能源法案》、2010年的《生物質能研發法案》等，這些法案為生物質能等新能源的開發利用提供了宏觀上的法律支持與政策規劃，并就可再生能源的范圍、生產標準、中長期目標、資金支持等提出了具體的計劃。如《美國就業機會創造法》就提出對生物燃料的使用稅費減免的優惠政策。

至2012年底，美國生物質直燃發電占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的75%，有300多家發電廠采用生物質能與煤炭混合燃料技術，裝機容量達22000MW。目前，美國的生物質發電并網裝機容量為為1610千瓦，規模居世界第一。

循環發展的日本

在2012年7月時，在上網電價政策(FIT)系統啟動后，日本生物質發電廠曾經歷過一次浪潮，以廢料和間伐材為燃料發電的木質生物質發電規模正在逐漸發展。生物質工業社會網絡機構的數據顯示，到2014年11月為止，有84個被批準的項目，包括44個未使用的木質生物質發電項目、36個木質生物質發電項目以及4個的再生木材工程。據報道，目前該國主流燃料為將間伐材和廢料加工成碎小顆粒的“木質顆粒”，然而日本國內的木質顆粒生產工廠規模普遍較小，無法滿足需求。為填補空缺，許多發電企業采用進口木質顆粒，2013年木質顆粒的日本國內產量約為11萬噸，而進口量也高達8萬噸左右。

作為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循環發展理念在日本根深蒂固，在可再生能源利用領域，日本一些地區嘗試利用家畜糞便進行生物質發電，將家畜飼養、肥料生產、牧草種植及生物質發電形成一條完整閉合的循環經濟產業鏈，產生顯著的經濟與節能環保效益。位于北海道別海町的“別海町資源循環中心”正在開展這項實驗，并已獲得成功。以100頭奶牛為例，利用其糞便進行生物氣發電后，可供20戶家庭電力和45戶家庭的熱水需要。糞便發酵產生甲烷之后的殘渣通過固體分離過濾形成消化液，經過殺菌處理后就形成了可供牧草使用的上好肥料。100頭奶牛每天產生的消化液相當于9000日元的化肥，牧草每年所需肥料費用相當于270萬日元，但如果使用液肥輔助化肥，則只需要217.8萬日元，相當于每只奶頭每年削減了5220日元的費用。利用這樣的循環發展理念，正在打造“生物質產業城市”的別海町已經建造起了日本國內最大規模的生物質氣發電項目，預計投產后，年發電量將達到9600兆瓦時，可供當地44.2%的用電量。

路徑：突破“三關”贏取光明未來

作為農業大國，中國既有發展生物質能的先天條件，又承載著能源、環境的巨大壓力，還對生物質產業有著巨大需求。但相比風電、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躍進式發展，生物質能一直扮演著“配角”。業內專家認為，參照國外經驗及我國資源稟賦條件，生物質能應有的作用還未得到根本體現。如何繼續促進生物質直燃發電行業在我國進一步發展壯大，在業內專家看來，需要突破“三個關口”：

打通政策關：打好政策“組合拳”，發揮最大“政”能量

“在生物質能開發利用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將生物質能當成能源產品，更需要從治理區域環境污染的功能出發，開發利用生物質能。”馬隆龍所長認為需要從多個角度去理解生物質能發展的意義。“需要推動當地政府或環保部門共同參與，將環境污染治理與生物質能開發利用結合起來，搭建起當地政府、能源公司與原料提供者的三角關系，而不是生物質發電公司與原料提供者的直接關系。”

國家政策是生物質能產業的風向標，既要保障生物質直燃發電企業“能吃飽”，更要讓發出的電“能賣掉”，當務之急就是要從國家能源戰略高度做好生物質直燃發電產業規劃，結合農業主產區、部分林區和灌木集中分布區、宜林荒山區，合理布局生物質直燃發電的站址和規模，與電網的建設、新電改、工業園區熱電聯產和其他能源發電方式相配合，做到因地制宜，多能互補，協調發展，形成從燃料收、儲、運、發電到燃燒廢料深加工的一整套產業鏈。在此基礎上再配合以稅收優惠、電價補貼、信貸支持、秸稈禁燒與回收補貼、精準扶貧、生物質直燃發電示范工程等政策激勵，尤其是像至“十三五”末火電要承擔15%以上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配額這樣的重大政策利好能不斷加力加碼，生物質發電產業定能實現崛起，孕育出環保能源領域的“新蔚藍”。

疏通資金關：構建“綠色金融”生態，廣開渠道“引水入田”

同屬可再生能源，生物質發電相比受資本市場熱捧的風電、光伏發電等產業，仍有些落寞。這與生物質能兼具技術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等特點密切相關。生物質發電為實現規模經濟，一般初始投資較大(通常3億元起)，需要一定融資能力;而投產后燃料收集、運輸及儲運等成本，也需占用大量流動資金，且有一定波動性;再加上相對較高的運維成本，生物質發電普遍投資回報率較低。

疏通資金關的關鍵就在于廣開渠道“引水入田”，努力形成以政府為引導、企業投入為主體、金融為支撐和社會融資相結合的投資新體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細康研究員認為：人類對能源利用的演變過程與應用成本密切相關，與傳統能源利用方式相比，新能源應用的前期投入還相當之高，需要進一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不斷降低企業開發新能源項目的總成本。如何破解“降成本”問題，馬隆龍所長認為需要將生物質直燃發電帶來的環境效益考慮進來，“生物質能開發利用會產生兩種效益：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應將產生環境效益的利用成本從總成本中剔除，由政府承擔，通過政策補貼等方式返還給農民或企業，實現環境收益由全體民眾共享;另一部分真正產生燃料經濟價值的成本由企業承擔，同時由企業享受經濟收益。”趙細康副院長認為應充分發揮社會資本的作用，“充分用好綠色信貸、綠色直接融資等投融資工具，鼓勵各類金融資金和社會資本向有前景的優質生物質直燃發電項目進行投資，促進生物質直燃發電實現規模化和產業化運營”。作為企業本身，也不能坐享其成，不能光靠等機會、要補貼、要扶持，患上政策依賴癥，有條件的企業應主動探索通過新三板、IPO、發債等方式解決資金問題。

同時，還要進一步總結生物質經濟的模式及特點，不斷完善生物質產業發展的商業模式和技術路線，實時引入政府購買服務、BOT、PPP等多種生物質產業發展的商業模式。而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形成科學的碳交易價格機制，也有助于減輕生物質發電企業的經營壓力。

突破技術關：只有創新才能贏得明天

技術是生產力，創新是企業發展的動力之源。從國際上看，生物質發電已經作為一項成熟技術得到大力推廣應用。與歐美等農業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生物質能技術的研發能力總體還比較落后，正處于發展階段。目前，國內生物質發電的技術設備有待升級，多數還依賴進口，影響了整個產業的發展。

當前，我國燃燒生物質主要用來發電，而國外通過余熱回收實現熱電聯產，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一般熱電聯產的熱效率可達75%以上，比起單純生物質燃燒發電30%-50%的熱效率要高不少。“挖掘我國生物質發電潛力的必經之路，就是要通過技術創新，提升生物質發電技術水平，提高發電效率，尤其應當鼓勵生物質熱電聯產技術發展。”任東明主任這樣向筆者闡述技術創新的重要性。而當前我國針對生物質直燃發電的引導政策，主要集中在發電側的激勵，缺乏對生物質供熱的鼓勵政策，使得生物質直燃發電產業的資源、經濟、生態和社會等綜合效益未能充分顯現。如果實現生物質熱電聯產，則能源轉化效率將比生物質直燃發電提升近一倍。因此，任東明主任認為“應鼓勵生物質熱電聯產應用，力爭在現有生物質直燃發電項目的基礎上，采取就近利用原則，向有供熱需求的城鎮居民住宅、工業生產企業以及公共建筑等區域提供生活生產用能，實現能源高效清潔化利用”。

短期內，高壓/亞臨界鍋爐及秸稈壓塊等新技術可降低產生單位電力所需的生物質原材料消耗量，而熱電聯產及灰渣資源化利用等也能顯著提高項目的盈利能力，應成為重點推廣方向。另外，還應該加強技術與管理經驗等方面的交流培訓，加強人才儲備，為產業發展蓄積力量。

長期來看，還應以專項基金等形式，結合國情，以企業為主，針對不同技術路線分層次組織科技攻關，并組織制定技術標準，為產業發展打下堅實基礎。重點加快生物質能源化利用技術創新，加強核心技術的開發和研究，加快成套設備國產化步伐，完善綜合利用技術服務體系。

華南地區：蓄勢待發，培育行業發展新增長點

“廣東等華南地區地處亞熱帶，光照與水分相當充足，有利于植物生長。每年生成的包括腐敗凋謝、植物與農作物廢棄物、林業采伐和加工的殘余副產品等可利用的生物質資源量達7000余萬噸，按10-15%的利用率，每年能實現利用的量也有1000萬噸左右，按照30%的能源轉化率計算，也可實現替代標煤300萬噸左右。”陳子教所長認為華南地區生物質資源非常豐富。

在華南地區開展生物質直燃發電具有較好的支撐條件。從需求側來看，華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迅速，用能用電消耗持續剛性增長。2016年一季度，南方電網經營區域內的華南五省全社會用電量高達2097億千瓦時，同比增長3.7%，較全國全社會用電量增速高出0.5個百分點。即便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2015年，廣東全省的能源消費總量也達到了30145.49萬噸標準煤，同比增長1.9%。華南地區全社會的用電、用能及用熱需求仍將保持持續剛性增長，在非水可再生能源15%發電配額的約束目標下，將極大激發生物質直燃發電的需求空間。此外，秉持綠色發展理念、服務華南地區電力輸送的南方電網，一直嚴格貫徹落實國家可再生能源并網相關政策，積極做出各項并網工程，可以為規劃范圍內的各類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收購和全額上網提供強有力保障。

考慮到生物質資源分布具有地域性、分散性和資源儲量的有限性等特征，在華南地區發展生物質直燃發電，“需根據生物質的固有屬性對其進行適度化、集中化、規模化的開發利用，做到布局要合理，管理要有效，發展要有序”。陳子教所長最后強調。